過去一年，湖北中青年考古工作者持續(xù)加強長江文明溯源研究，深入探尋楚地人類社會的點滴遺存。在近日揭曉的2024年“湖北六大考古新發(fā)現”中，荊州楚紀南故城、荊州龍鳳莊遺址、襄陽菜越墓地等“上榜”，諸多新發(fā)現又將人們的視野帶回到荊襄古道上南來北往、風卷白沙的盛景。

  “高堂邃宇，檻層軒些。層臺累榭，臨高山些……”屈原筆下關于楚國宮殿美輪美奐的描述常常令人遐想萬千。楚人筑高臺、著奇服，自由浪漫。楚國最強盛時期的都城遺址——荊州楚紀南故城的宮殿究竟有多大、如何布局？這些問題時?？M繞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楚文化研究所所長聞磊的心頭。

  夜晚的荊州古城。新華社記者 伍志尊 攝

  扎根楚紀南故城12年，聞磊在前輩們豐碩考古成果的基礎上，致力于進一步厘清城內布局和功能分區(qū)，探尋東周時期長江中游的人地關系。

  行走在楚紀南故城宮城區(qū)最新發(fā)現的“環(huán)形界溝”，呈南北向長方形的水溝清晰可辨。長方形圍合面積約27萬平方米，每側各有兩處缺口與宮門相對。

  聞磊介紹，宮城區(qū)分隔為宮殿區(qū)和護衛(wèi)區(qū)，位于宮殿區(qū)東南部的一群三組臺基呈“品”字形分布，南北向排列，通過連廊兩兩相通，推斷這一群臺基的性質或為朝堂，是楚王召見大臣處理政務的地方。同時，東北群是寢宮，東南群是朝堂，符合《考工記·匠人》所載“前朝后寢”的總格局。

  “這種帶有環(huán)形界溝的宮城布局一方面體現了南方‘水城’的因素，另一方面則體現了楚人對周禮的改革與創(chuàng)新。”聞磊說，新的發(fā)現有利于在更宏觀的視野上去考察楚都、楚城的布局結構和相關信息。

  “楚文化是中華文化多元一體的真實寫照，在中國古代文明發(fā)展的長河中發(fā)揮了重要作用。”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高崇文指出，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，隨著楚國向四周擴張，楚文化不斷影響著長江中游及淮河流域。

  在楚紀南故城以南約7公里，考古工作者在荊州古城東南角的龍鳳莊遺址，揭露自唐代以來的7個文化層。唐代的青釉瓷，宋代的茶具、酒器、文房用品，明代的青花瓷……都在這里逐層出現。遺址同時揭露一條長約230米的宋代道路L3，完整處寬5.8米。經對道路邊緣局部解剖發(fā)掘，明確L3始建于北宋并沿用至明代，推測宋代荊州城東存在“城市主干道”。

  荊州龍鳳莊遺址宋代道路L3。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）

  一系列新發(fā)現為荊州5000年文明悠遠寫下了生動的注腳。龍鳳莊遺址考古項目負責人、荊州博物館館長楊開勇說，此次發(fā)掘面積3000平方米，出土遺物數量眾多、特征明顯、價值重大，體現了唐宋時期荊州城商品經濟和物流交通的發(fā)達，彰顯了荊州作為長江中游地區(qū)商業(yè)中心和交通樞紐的歷史地位。

  從南方重鎮(zhèn)荊州北上，直抵漢江中游襄陽，遙想荊襄古道溝通南北道路的重要樞紐地位。循著史料，考古工作者在此探尋楚、秦、漢多元文化交融的印記。同時獲評“湖北六大考古新發(fā)現”的襄陽宜城王家崗北墓地，出土器物既有鬲、盂、壺等楚地遺物，也有蒜頭壺、鍪等秦風器物，還見倉、灶、井等漢墓組合。

  襄陽菜越墓地出土銅器組合。（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供圖）

  來到去年開放的襄陽市博物館新館，“鎮(zhèn)館之寶”三國青銅馬赫然矗立。與2008年發(fā)現這座青銅馬的菜越三國一號墓僅一路之隔的區(qū)域內，去年再次發(fā)掘清理3座三國時期大型磚室墓，專家推測應屬同一家族墓地。

  該考古項目現場負責人、襄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高順利稱，出土文物中罕見的象鼻流提梁銅壺起源于古印度犍陀羅地區(qū)，多見于廣西南部沿海一帶以及越南北部地區(qū)，表明這一時期荊州地區(qū)經濟繁榮，向南獲取資源的能力增強。

  “襄陽自古就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，不同風格的器物交織在同一區(qū)域，折射了朝代變遷與文化交流、共融，進一步實證了中華文明兼容并蓄納百川的歷史進程。”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方勤說。

  以多元為特征，以發(fā)展為主線，一把手鏟釋古今。后人得以知曉，那些已經塵封的事件曾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長河中發(fā)生、圍聚、相協，最終匯流成奔涌不息的大江大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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